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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的辨识及其意义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10-28 23:36 浏览: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三期分期方案外尚有一组遗存缺乏直接层位关系。该组遗存出土陶器的形制具有关联性, 或与现有三期遗存中的同类器有区别, 或不见于现有三期遗存。这组遗存年代应在下层积石冢和上层积石冢之间, 可命名为“女神庙”组。据此, 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的三期分期方案也应改为四期。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牛河梁遗址的补充整理与研究” (批准号17BKG007); 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辽宁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关系研究” (L13BKG00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确认遗存的年代关系是考古学文化研究, 尤其聚落考古的首要任务。牛河梁遗址因其坛、庙、冢的独特特征及其可能与礼制、神权起源相关的文化内涵, 受到考古学及历史学界的关注。然而包括“女神庙”在内的一些重要遗存的年代问题始终未得到全面解决, 给对该遗址的认识带来了不确定性。本文拟在以往学者对牛河梁遗址分期研究的基础上, 对“女神庙”等缺乏直接层位关系的遗迹单位进一步讨论。

  牛河梁遗址因具有一定的层位关系, 对红山◇=△▲文化的分期十分重要。目前相关研究多数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陶器分为早、晚两期, 晚期又可细划为前、后两段[1];或直接分为早、中、晚三期[2]。这两种观点对牛河梁遗址在红山文化整体发展阶段中位置的认识也有差别, 但就牛河梁遗址本身, 没有本质区别。其中《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1983~2003年度) 》叙述最为完整, 该书根据层位关系以及对陶器的类型学分析, 将牛河梁遗址诸地点分为三期。第一期为下层遗存, 主要包括第五地点下层;第二期为下层积石冢阶段, 主要包括第五地点中层 (即下层积石冢) 、第二地点Z4下层积石冢、第十六地点第4层、79第3层和与下层积石冢相关的H97等遗存;第三期为上层积石冢阶段, 主要包括第五地点上层积石冢、第十六地点上层积石冢、第二地点上层积石冢和第三地点积石冢。其中, 上层◆▼积石冢还有进一步区分▪•★早晚的可能性[3]。上述划分方案有层位叠压关系的直接证明, 如叠压于第五地点第5层下的遗存 (即下层) 、第5层上起建的积石冢 ▪▲□◁(即中层) 、第4层上起建的积石冢 (即上层) 分别▷•●属于牛河梁遗址的第一、二、三期, 第十六地点属于第三期的上层积石冢堆积叠压在属于第二期的下层积石冢堆积上, 第二地点属于第三期的上层积石冢Z4A、Z4B叠压在属于第二期的Z4下层积石冢上。它们分别有独立的层位, 早晚关系明确, 各期特征显著, 分期有充分依据。故《牛河梁》发表后学者广泛认可这一分期结论, 并基于此对牛河梁聚落加以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本文拟论证的问题, 有必要先介绍上述三期的典型陶器特征。

  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一期遗存主要见于第五地点下层, 其陶器组合以平底筒形罐、斜口器、小口瓮、钵、盆为主。

  平底筒形罐根据腹壁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为敛口, 折腹, 腹上部约占器高的五分之一, 口沿以一周附加堆纹、凹弦纹或指甲纹与腹部纹饰分隔, 腹部主体纹饰不到底, 多见较长的“之”字纹 (图一, 1) 。一种为斜腹, 口径略大于或等于器高, 口沿下即有纹饰, 或有一道附加堆纹、指甲纹, 或直接为主体纹饰, 纹饰多及底, “之”字纹多较短 (图一, 2) 。

  斜口器口部呈簸箕形, 高端较宽, 低端较窄, 前壁和背壁均斜收, 底较小 (图一, 3) 。

  钵有深腹钵和浅腹钵之分。深腹钵为直口, 腹上部较直, 口向下到器高约三分之一处器壁弧收成小平底 (图二, 1) 。浅腹钵分为叠唇和•□▼◁▼圆唇两种。叠唇钵又根据叠唇的不同可分两种。一种唇缘宽厚, 与腹壁有明显区别, 叠唇高约占器高的三分之一或略强, 斜弧腹 (图二, 2) 。第二种是叠唇上端较尖, 断面呈三角形, 敞口或小直口, 唇下有一条折棱与腹部区分。叠唇高约占器高的三分之一, 腹下部弧收, 圜底 (图二, 3) 。圆唇钵可分为折腹和弧腹两种。前者圆唇微外侈, 腹上部斜收, 腹下部外壁有折棱, 内壁自口部弧收 (图二, 4) 。后者为敛口, 弧腹, 腹下部斜收, 平底 (图二,★△◁◁▽▼ 5) 。

  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一期的彩陶纹饰多为交错平行线组成的带状纹、疏朗的单线条或所谓蝌蚪纹组成的带状纹、叠加横长三角形组成的带状纹、单勾纹以及方折几何纹等。

  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期陶器组合以平底筒形罐、有领罐、斜口器、小口瓮、筒形器、塔形器、钵、盆、双腹盘等为主。

  平底筒形罐仍有斜腹和折腹之别。折腹筒形罐的腹上部约占器高的四分之一, 出现小折沿, 个别做成厚唇 (图一, 5) 。斜腹罐的器高小于口径, 斜腹或腹略弧, 底径是口径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附加堆纹带下贴小泥饼、纹饰普遍不到底是这一时期筒形罐器表主体纹饰的特色 (图一, 6) 。

  有领罐口较大, 高斜领, 溜肩, 长圆腹, 小平底, 器耳位于腹中部偏下最大腹径处 (图一, 8) 。

  小口瓮为直口, 矮领, 圆肩, 鼓腹, 最大腹径在腹上部, 腹下部斜收, 双耳对称置于最大腹径下方, 平底 (图一, 9) 。

  筒形器上下口均为外折沿, 口径不一致, 部分下沿内侧内凹, 腹部多外鼓 (图一, 10) 。

  钵分为圆唇钵和叠唇钵。圆唇钵为直口或直口微敛, 弧腹 (图二, 10) 。叠唇钵的唇较宽厚, 唇缘与腹壁区别明显, 腹壁圆弧 (图二, 8) 。

  盆为敛口, 深腹, 根据肩部形态分为折肩盆和圆肩盆。折肩盆有的为小折沿, 折肩, 腹壁弧收, 肩部饰弦纹 (图二, 12) 。圆肩盆为尖唇, 沿甚短, 圆肩 (图二, 11) 。

  双腹盘为敞口, 上腹斜壁, 腹部中间外折后弧收, 小平底 (图二, 9) 。

  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期彩陶纹饰有成行的卡勾纹、正反双卷组成的涡纹、平行线加斜线组成的菱形带状纹等。

  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期遗存包括N2Z1、N2Z2、N2Z3、N2Z4A、N2Z4B、Z2Z5、N2Z6、N3、N5上层积石冢、N16上层积石冢, 其中N2Z4B可能代表了晚期前段。晚期的陶器组合主要包括筒形罐、小口瓮、筒形器、塔形器、钵、盘等。

  筒形罐有敞口、斜壁和微敛口、弧壁两种, 素面或饰竖压横排的“之”字纹, 有纹饰者纹饰较满, 口径与器高接近 (图一, 12) 。

  小口瓮为矮斜领, 圆肩上有双耳, 球腹, 最大腹径在中部 (图一, 13) 。

  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期彩陶纹饰主要有叠加扁三角、长三角、交错三角、叠加四边形、鳞片纹、宽带纹、平行线纹等。

  在分期基础上, 《牛河梁》对没有直接层位关系的若干遗迹单位, 包括N1J1~4, N1H1~3、N2Z4H1、2009N2H1、2009N2H2等进行了类型学比对及断代。“N1H1~N1H3所出非筒形器陶器如筒形罐、钵、盆等, 形制接近N5下层遗存所出同类陶器, 说明其他地点也有下层遗存”, “N5、N16还在下层积石冢下发现红山文化遗迹, 第一地点附近窖穴、第二地点Z4H1可能与之同时”, 第二地点保护工程建设期间发现的灰坑“属红山文化时期, 具体时间当与下层积石冢阶段相近或略早”, “第一地点N1J3所出折领筒形陶器如前述, 上部有凹弦纹, 底部不起沿, 形制接近上层积石冢的B型筒形器, 但口部短圆而不卷、底部不起台或起台不显, 凹弦纹宽而疏朗, 形制应早于B型筒形器;N1地表采集有属于下层积石冢的A型筒形器片[4], 未见有B型筒形器[5]”, “折沿筒形器形制早于B型筒形器。故可推测, ‘女神庙’应是在下层积石冢形成时或形成后始建, 上层积石冢形成之前完成的”[6]。即N1H1~3、N2Z4H1属于牛河梁遗址第一期, 2009N2H1、2009N2H2等属于第二期或偏早, N1J3属于第三期偏早, N1J1可能建成于第二期。

  但是据前述各期陶器的特征, 筒形罐N2Z4H1∶4上贴泥饼, 与第二期同类器一致;折沿泥质罐N2Z4H1︰7与N2Z4BD︰61形制相同, 后者叠压在属第二期的N2Z4下层积石冢上;叠唇钵N1H1︰2与2009N2H1︰3相同。显然《牛河梁》给出的断代结论存在一定矛盾。判断缺乏直接层位关◆◁•系单位的年代需要从各遗迹出土的陶器具体分析。

  (一) 部分遗迹出土的典型陶器N2Z4H1出土近复原的器物约14件, 《牛河梁》介绍了罐、器盖等。罐有深腹罐和浅腹罐两类。深腹罐又分为斜壁筒形罐和折壁筒形罐。斜壁筒形罐器高明显大于口径, 斜壁, 有的器身有四个对称的小泥饼, 素面者口唇略厚 (图三, 1) ;饰“之”字纹者的纹饰仅在腹上部, 腹下部素面 (图三, 2) ;有的口沿下饰弦纹, 其下为“之”字纹 (图三, 3) 。折壁筒形罐的腹上部占器高的三分之一强, 且出现了口沿外翻、腹上部壁内凹的趋势 (图三, 4) 。同单位出土的杯形制与此类器一致, 仅器形较小 (图三, 6、7) 。浅腹罐为折沿, 上腹壁近直, 垂腹, 平底 (图三, 5) 。器盖呈浅覆钵状, 圆唇或尖唇 (图三, 8、9) 。

  2009N2H2出土大口瓮、双耳罐、斜壁筒形器各1件。大口瓮为夹砂红褐陶, 敛口, 圆唇, 沿内折, 沿面弧凹, 深腹, 腹上部贴两个短泥条, 上压指甲纹 (图五, 2) 。双耳罐为泥质黑灰陶, 直口, 长圆腹, 腹上部有一对竖桥状耳, 腹部竖压横排“之”字纹不到底 (图五, 3) 。斜壁筒形器为泥质红褐陶, 斜口, 平沿, 器壁有对称两孔, 系烧制后由一侧钻成 (图五, 1) 。

  N2T3019第5层出土陶器2件。钵为泥质黑陶, 尖唇, 深腹, 器壁薄而匀, 内外抛光 (图六, 1) 。熏炉器盖为泥质黑陶, 形似倒置的豆, 柄上粗下细, 宽沿, 盖面有两个小泥纽, 沿与腹交界处折壁明显, 盖面饰“之”字纹, 纹饰间有三组长条状镂空, 每组5条, 中部一条较长 (图六, 2) 。

  N1J1即“女神庙”, 出土的陶器有折板、圜底•☆■▲钵形器、熏炉器盖、塔形器等。折板为泥质红陶, 中部转折将板体分成两段, 一段略宽厚, 另一段略窄薄, 素面 (图七, 4) 。圜底钵形器为泥质红陶, 折沿, 浅腹●, 圜底 (图七, 2) 。熏炉器盖为泥质红陶, 形如倒置的豆, 柄上粗下细, 沿腹间有明显的折棱, 盖面饰篦点“之”字纹, 其间四组镂空和四个泥饼相间分布, 柄口与柄体交界处、盖面与盖界处各饰一周锥刺纹。盖面有长条形镂空, 每组5条, 中间的最长, 两侧的长度递减 (图七, 1) 。塔形器为腹部残片, 饰指甲纹 (图七, 3) 。

  涉及N1J2, 《牛河梁》只公布在“西山台南部”一个圆坑状结构里发现大口瓮1件。该瓮为敛口, 沿面内斜, 折肩处有棱, 弧壁斜收, 小平底 (图七, 5) 。

  N1J4出土筒形器、塔形器、双腹盘等。筒形器为敞口, 沿外翻弧折, 外翻起始处有一周凸棱, 口沿下饰数周弦纹 (图七, 9) 。塔形器底呈覆钵状, 敛口, 转折处出棱再内凹, 内沿较短 (图七, 10) 。双腹盘为敞口, 斜壁, 腹▲=○▼中间内折 (图七, 11) 。

  N1J3出土陶器中发表的皆为筒形器。形制为圆唇, 敞口, 折领或弧折领, 直腹或略外鼓, 器身瘦长, 口沿下素面或饰凹弦纹数周后再饰一周凸棱, 底沿不起台或起台不明显 (图七, 6、7、8) 。

  N1H1出土夹砂筒形罐、泥质带领罐、塔形器、双腹盘、盆、钵、圜底钵形器、折板、方鼎形器等。陶折板, 据《牛河梁》介绍与N1J1同类器一致。夹砂筒形罐的器高大于口径, 腹上部壁较直, 饰三行“之”字纹 (图八, 1) 。泥质带领罐为短斜领, 口沿略厚, 广肩 (图八, 7) 。塔形器残存底部, 覆钵状, 底沿内折出棱后内凹弧收 (图八, 2) 。双腹盘为敞口, 斜腹, 中部弯折 (图八, 5) 。盆为敛口, 厚圆唇, 沿面内斜, 圆肩 (图八, 6) 。钵的口沿内侧加厚, 斜腹略弧, 小平底 (图八, 3) 。圜底钵形器为折沿, 浅折腹 (图八, 4) 。

  N1H2出土盆和器盖等。盆为敛口, 厚圆唇, 沿面内斜, 圆肩 (图八, 8) 。器盖为浅覆钵形, 圆唇 (图八, 9) 。

  N1H3出土小口瓮、盆、钵等。小口瓮为侈口, 斜沿略卷, 圆肩, 弧腹, 腹下部有两耳, 小平底 (图八, 11) 。盆分为素面盆和弦纹盆。素面盆为敛口, 厚圆唇, 沿面内斜, 耸肩, 深斜腹, 小平底 (图八, 10) 。弦纹盆为敛口, 厚圆唇, 耸肩, 斜腹, 小平底。肩饰数道弦纹, 其下饰“之”字纹 (图八, 12) 。钵为敞口, 深斜腹, 圜底 (图八, 13) 。

  第二, 上述遗迹出土的陶器组合主要包括筒形罐、浅腹钵、折沿圜底钵、盆、小口瓮、有领罐、熏炉器盖、筒形器、塔形器等。其中与前文所述三期遗存出土的陶器为同类器者都有区别。如筒形罐器高大于口径, “之”字纹多见于上腹部;口部留白的筒形罐折壁约占器高的三分之一;盆敛口, 沿有厚缘, 耸肩;双腹盘腹下部呈浅盘状;深腹钵为敞口。纹饰方面, 折壁筒形罐、筒形器的纹饰流行分段式布局。一些器物不见于上述三期, 如内唇加厚的钵、折沿圜底钵、折沿浅腹罐、熏炉器盖等, 显然不适合归入上述三期中的任何一期。如果桥联法指证可靠, 它们可构成一组特征明确的陶▼▲器组合, 为叙述方便, 可将这一组合称之为“女神庙组”陶器。

  第三, “女神庙组”陶器中不见牛河梁第五地点下层出土陶器中常见的叠唇钵、折腹钵等, 前者筒形罐上有泥纽的做法也不同于第五地点下层陶器。“女神庙组”陶器中, 斜口器等见于第五地点中层的陶器背壁外弧, 与第五地点中层出土的同类器更相似, 而下层出土的同类器则是背壁内收。说明《牛河梁》将其中多数遗迹单位归入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一期是不适合的, 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第四, N1J2仅发表1件大口瓮, 与上述遗迹无法比较, 暂无法确定归属。

  第五, N2H2出土陶器与上述组合差别较大。瓮折沿内凹, 圆唇, 深腹, 不似“女神庙组”同类器为敛口, 方唇, 折肩处呈小平台, 弧腹, 小底。“之”字纹双耳罐和斜壁筒形器也不见于“女神庙组”, 斜壁筒形器与已知牛河梁分期之晚期的玉质同类器器形完全一致, 且平口端双侧也钻孔。故从类型学上看, N2H2不应归入“女神庙组”遗存, 归入牛河梁第三期遗存可能更为合适。

  通过器形比较, 以及与牛河梁第五地点上、中、下层为代表的各期遗存差异的认识, “女神庙组”陶器在类型学上存在共时、同组的可能性, 但它们毕竟出土于不同的遗迹单位, 这一推断尚需要地层学的进一步验证。

  牛河梁遗址有一个一直被忽略了的层位, 即《牛河梁》中称之为N2Z4BD的N2Z4B冢的垫土层。该层出土的陶器有筒形器、塔形器、罐、盆、钵、盘、豆、器盖、三足杯等。

  罐的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泥质罐有折沿罐和柳斗状罐等。折沿罐为侈口, 宽折沿, 腹下部折腹起棱后斜收 (图九, 13) 。柳斗状罐似编织的柳斗, 垂腹, 圜底 (图九, 4) 。夹砂罐的圆唇略厚, 口微敛, 筒形腹略外鼓, 腹中部贴小泥纽 (图九, 14) 。

  泥质小口瓮短领外折, 圆肩 (图九, 12) 。大口瓮为敛口, 沿面内斜, 折肩处出横棱 (图九, 10) 。筒形器的上下口均为折沿, 腹上部为斜壁, 下部弧鼓 (图九, 2) 。塔形器残存底座, 呈覆钵状, 底沿内折出棱再内凹弧收 (图九, 1) 。钵为圆唇, 敞口, 腹上部斜壁, 下部内收 (图九, 11) 。圜底钵为折沿, 浅腹, 圜底 (图九, 3) 。圆肩盆为敛口, 圆唇较厚, 沿面内斜, 圆肩 (图九, 9) 。双腹盘有两种, 一种腹上部较长, 腹部作浅盘状 (图九, 6) ;另一种腹上部较短, 下部呈弧腹钵状 (图九, 8) 。豆残存短柄和部分底座 (图九, 7) 。器盖为子母口 (图九, 5) 。三足杯为敞口, 折腹, 足较宽 (图九, 15) 。

  从类型学比对看, N2Z4BD层出土的陶器中, 除了少量上下折沿筒形器见于下层积石冢, 绝大多数器形不见于牛河梁遗址上述三期出土陶器的组合, 却与“女神庙组”陶器有极大的可比性。其中素面筒形罐N2Z4BD︰22与N2H1︰2器形一致, 泥质折沿罐N2Z4BD︰94与N2Z4H1︰5属同类器, 器形相似, 黑陶深腹钵N2Z4BD︰6与N2T3019 (5) ︰1器形一致, 双腹盘N2Z4BD︰41与N1H1︰9器形一致, 盆N2Z4BD︰1与N1H3︰3、N1H1︰8、N1H2︰4器形一致, 塔形器底N2Z4BD︰72与N1H1︰11、N1J4︰1 5相似, 泥质小口瓮N 2Z4BD︰69与N 1 H 3︰1器形相◆■似;N 2Z4BD︰96在《牛河梁》中被称为器盖, 若将其倒转过来, 则与折沿圜底钵N1H1︰12形制相同, 也与N1J1A︰18相似。因此, 垫土层出土的陶器多与“女神庙组”陶器一致。

  作为垫土层, N2Z4BD可能是修筑N2Z4时从其他地方运来平整地面的土层, 或是平整原地表形成。但该层下为N2Z4下层积石冢, N2Z4BD除少量上下折沿筒形器外, 出土陶器与N2Z4下层积石冢有很大区别, 一是同类器的器形不同, 二是还有较多不见于下层积石冢的器形, 因此该层不应是平整下层积石冢而成。如果是从外部运来的土层, 根据对牛河梁其他积石冢建造过程的了解, 其应仅见于N2Z4B下或略大于N2Z4B的范围。但《牛河梁》介绍N2Z2、N2Z3时, 均提到了与N2Z4BD层陶器相同的遗存。介绍N2Z2封土出土遗物时, 强调了M1封土出土的陶器。其中, 盆N2Z2︰34 (图一〇, 5) 与N2Z4BD︰1、N1H3︰3、N1H1︰8、N1H2︰4器形相同;双腹盘N2Z2∶44 (图一〇, 7) 器壁较薄, 敞口, 与N2Z4BD∶41器形相近;夹砂大口瓮N2Z2︰42 (图一〇, 6) 与N2Z4BD︰70完全一致。筒形器N2Z2∶51为折沿, 上腹部斜壁 (图一○, 2) , 与N2Z4BD︰75器形相似;N2Z2︰14 (图一〇, 3) 与N1J3、N1J4出土的同类器相似, 唯后者大折沿多饰弦纹。小口瓮N2Z2︰24为敞口, 口沿下饰一周凹弦纹, 斜领, 广肩 (图一〇, 8) , 与N1H1︰7一致。塔形器底座N2Z2︰31, 下部为敛口, 折棱, 内凹弧收 (图一〇, 4) 。N2Z3下垫土出土的大口瓮N2Z3D︰34、N2Z3D︰35 (图一〇, 11、12) 器形与N2Z4BD:34、N2Z4BD︰70一致。盆N2Z3D︰30、N2Z3D︰40为敛口, 厚唇, 沿面内斜, 圆肩 (图一〇, 9、10) , 器形与N2Z2︰34、N2Z4BD︰1、N1H3︰3、N1H1︰8、N1H2︰4相似。尽管N2Z3D、N2Z2M1封土出土少量与N2Z4B相同的筒形器 (图一〇, 1) , 说明其最终形成的年代可能晚于N2Z4B, 但也说明N2Z4BD这一层位也存在于N2Z2、N2Z3, 即其应为第二地点普遍存在的层位, 而不应被看成是简单的混合层。这样, “女神庙组”陶器作为一个组合在地层学上就找到了可靠证据。

  同时, 大口瓮N2Z4BD︰24、N2Z4BD︰70的器形不见于以N2Z4下层积石冢为代表的牛河梁红山文化中期, 亦应属于“女神庙组”陶器。此类器物与N2J2出土的同类器器形一致, 因此可将N1J2归入“女神庙组”遗存。

  综上所述, “女神庙组”遗存相关的地层关系有三组。第一组是N2Z4B叠压N2Z4BD, N2Z4BD叠压N2Z4下层积石冢。第二组是N2Z2冢上堆积叠压N2Z2M1封土。《牛河梁》以位于Z4、Z5以南的T2201为例介绍地层堆积, 而H2所在的T3008和出土陶器的T3019位于Z5西北, 与Z4、Z5南面的探方L2相连, 报告称, H2开口于第4层下, 似有通方证据, 也说明属于“女神庙组”的•●T3019第5层应早于H2。H2出土的斜壁筒形器口沿下有对称的两个孔, 与N2Z4A、N2Z1等墓葬出土的玉箍形器相似。这是第三组地层关系。

  这样, 根据N2地点的层位关系, “女神庙组”在地层上就有了比较可靠的年代定位:晚于N2Z4下层积石冢即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期, 早于N2Z4B即原来划分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期前段。因此, 牛河梁红山文化的整体分期也发生了变化, 即在以牛河梁第五地点上、中、下层为代表的分期基础上, 原第三期或晚期前应增加以N1J1、N1Z4H1等为代表的第三期, 原第三期应改为第四期。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组”陶器的辨识为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聚落提供了更可靠的时代依据。聚落研究以“年代一致”这个横剖面为基础, 研究牛河梁遗址不同遗存关系, 离不开对遗存年代的确定。“女神庙组”陶器在牛河梁遗址仅见于第一、二两个地点, 该组陶器说明下层积石冢形成之后, 人们在牛河梁第一地点营建独立于积石冢的祭祀建筑。从原地有积石冢的第二地点Z4的堆积情况看, 当时人们也已不再采用筒形器等进行墓祭, 如果有祭祀活动, 也改为用生活用器祭祀。第二地点属于“女神庙组”遗存的灰坑未见可确定为祭坑的标识。这可能体现了祭祀礼仪的变化, 或与下层积石冢墓主人习俗的差异。以往研究者多认为牛河梁遗址是积石冢众星捧月般环绕女神庙的红山文化中心祭祀和墓葬群, 而“女神庙组”遗存说明该地点的性质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在牛河梁第一地点, 从目前《牛河梁》发表材料看, 仅存“女神庙组”遗存, 未见与属牛河梁红山文化第四期的上层积石冢相关的陶器, 说明进入牛河梁红山文化第四期, 人们并未进入这一地点进行祭祀活动。

  “女神庙组”陶器的确认进一步明确了牛河梁女神庙遗存形成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形势。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陶器中的盆、瓮、内叠唇钵等形制均来源于黄河流域, 变化节奏和趋势与西阴文化一致, 进入“女神庙组”阶段, 甚至素面筒形罐的形制也与西阴文化附沿瓮类器趋近。N1J2出土的大口瓮及N2Z4BD︰24、N2Z4BD︰70等为敛口, 折肩处出横棱, 沿面内斜, 与泉护村遗址H1015︰02形制完全一致[7], 也与泉护村H22 (1) ︰110相似[8] (图一一, 3、6、9) 。盆N1H3︰3、N1H1︰8、N1H2︰4等为小敛口, 厚缘, 耸肩, 腹斜收, 小平底, 与泉护村H22 (1) ︰48相近 (图一一, 4、8) , 唯后者腹上部有对称的双扁耳。钵2009N2H1︰3、N1H41︰2为敞口, 内叠唇, 腹略浅, 斜壁弧收, 小平底, 与泉护村H22 (1) ︰80有相似之处, 但后者口较敛, 腹部略深, 底内凹 (图一一, 1、10) 。相比之下, 此类器物与福临堡遗址第二期遗存出土的同类器更接近[9], 如福临堡H8︰7为敞口, 腹略浅, 弧斜壁, 底内凹 (图一一, 12) 。牛河梁2009N2H1︰2、N2Z4H1︰4等筒形罐高大于口径, 口沿饰一周划纹, 口微敛, 腹壁弧收, 与福临堡H106︰2形制接近 (图一一, 2、14) 。

  上述比较涉及的西阴文化遗迹均出土了口部简化的退化重唇尖底瓶 (图一一, 5、7、11、13) , 属于泉护村遗址第一期文化第Ⅲ段[10]。结合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中大量出土受西阴文化影响的陶器, 可知西阴文化因素一直是多元一体的红山文化的重要成分。此时, 西阴文化仍处于繁盛时期, 出土陶鸮鼎的泉护村M701就属于这个时期。同时, “伊洛-郑州地区的秦王寨文化, 则已在老官台-半坡文化系统中居于排头位置”[11], 强势的西阴文化的中心地位可能被取代, 新的中心正在形成。红山文化“女神庙”这种大型祭祀建筑的的出现及其反映的红山文化▲●…△发达宗教的形成正是这种大背景的反映。

  [1]a.索秀芬、李少兵:《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期初探》, 《考古》2007年第10期。b.吕学明、朱达:《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分期及相关问题》, 见《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燕山出版社, 2002年。

  [2]a.赵宾福、薛振华:《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 《考古学报》2012第1期。b.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1983-2003年度) 》, 文物出版社, 2012年。下文简称《牛河梁》。

  [7]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县泉护村》, 科学出版社, 2003年。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2014年。

  [9]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福临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1993年。

  [10]a.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县泉护村》, 科学出版社, 2003年。b.同[8]。

  [11]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 《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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